南方早报:传承十三行威水史 做优利雅得现代金融

137.广州十三行

137.广州十三行

清代设立于广州的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即洋货行的别名,清人直称为洋货十三行。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开放海禁,促进了对外贸易发展。次年,两广总督吴兴祚和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等共同商定,将国内商税和海关贸易货税分为住税和行税两类,后者征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由粤海关负责征收。广州洋行制度由此创始。十三行原属牙行性质,广东官府规定它是经营进口洋货和出口土特产品的中介贸易商行。作为清代官设的对外贸易特许商,后来扩大了业务和权限,职能是向海关承担代缴进出口洋船各项税饷,并代官府管理外商和执行外事任务。专设经理广州外贸税饷事务的洋行制度,是清廷严格管理外贸政策措施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防止中外商民自由交往。十三行是清代“一口通商”的缩影,也是广州对外贸易发展的见证。鸦片战争以后,根据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废除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公行制度,十三行遂没落。

广州是我国著名的外贸城市,早在唐宋,对外贸易就十分兴旺,至清代就更加繁荣了。现在,在广州文化公园后面,有一条名叫“十三行”的街道。在今天看来,这不过是一条极为平常的街道,普通的商店,普通的住宅,与别的街道没有什么两样。然而你可曾知道,从清代初期到鸦片战争的100
多年时间里,清代著名的对外贸易机构——十三行商就设立在这里,使之成为当时广州最为热闹的地方。
  十三行商(也称洋行),在清代的对外贸易活动中举足轻重。行商由政府指定,属半官半商性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做外商的代理人,同时还负有约束和监视外商的责任,有时也代表政府向外商传达有关官方的文件和政策。十三行商是外国资本主义商人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中介人,既带有封建性,又带有买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行商可算是近代中国买办阶级的前身。
  由于十三行在清代对外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引起了以后很多经济史,地方志史等方面专家学者的兴趣,发表了不少研究和考据文章。关于具有外贸机构意义的十三行,人们一般认为它诞生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但也有说建立于1686年的。十三行这个名称是怎样来的?除了清代洋行这个意义外,还有没有别的解释?对此,人们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十三行的得名,是因为行商成立时不多不少,刚好是十三家,故名十三行,日本学者根岸佶就持这样的观点;有人认为十三行这个名称在明代已有,清代是“沿明之习”而已;我国学者彭泽益等人则认为不是“沿明之习”,其命名含义也无另有所指,而是随着洋货行的产生而出现的一个因循习俗特有的名称,用以区别其他行口,同时作为一个洋行商人的行帮统称而已。换一句话说,十三行是约定俗成的名称,没有什么特定的含义。
  有人认为上述三种说法都依据不足。以根岸佶论点为例,十三行商在全盛时期实不止13家。雍正时有四五十家,乾隆时亦多至26家。后来也有少至13家以下的,最少时只有4
家。只有嘉庆十八年、道光十七年,洋行数才恰好为13家。因此,认为十三行的得名与洋行数有关的论点不能成立。至于“沿明之习”的说法,依据也不充分,因为明代经营商业的行商只有“三十
  六行“,并无”十三行“之名。著名学者吴晗在《广东十三行考书评》中认为”广东洋货行也许恰好是前明所留三十六行中之十三行,故即称之为十三行“,这一论点被许多学者认为可作十三行得名的参考。
  1984年6 月3
日,《广州日报》发表一篇题为《十三行得名新考》的短文(以下简称《新考》),对十三行的得名和含义,提出了新的看法。研究十三行的人,无不熟知清代广东著名诗人屈大均的《广州竹枝词》:“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一作洋钱)堆满十三行。”十三行之名,最早见于此。学术界一般认为屈大均这首《竹枝词》是描写洋行十三行的繁华景色,但《新考》却认为这是误解。《新考》认为,屈大均写这首诗时,粤海关尚未设立,广州也未有洋行。屈诗中的“十三行”,并不是清代外贸机构意义上的“十三行”。据史籍记载:粤海关设立于康熙廿四年,此后才陆续设有洋行。而屈大均的《广州竹枝词》虽没有写作年代,但里面的第一首曾描绘了当年广州降雪的情况。据考证,广州降雪非常罕见,百年不一遇。在屈大均一生中,只有甲子年(公元1684年)广州降过雪。据此,《广州竹枝词》当写于1684年,比粤海关的设立早一二年,那时广州还未有洋行,因此,屈诗中的“十三行”,当然也就不是几年后才出现的洋行。
  那末,屈诗中的“十三行”,指的是什么?十三行的真正得名源于何处?这可在《广东新语》中找到端倪。《广东新语》十五“黩货”条说:“东粤之货,出于九郡者曰广货;出于琼州者曰琼货,亦曰十三行货……”明代广东共十府(郡),九郡指除琼州以外各郡。琼州府共领十三个州县,各州县均设推销琼货的行栈于此。所以琼货亦称十三行货,此地也就被称为十三行。根据上述考证,十三行的得名,是来源于琼州府的十三个州县在广州设立的十三个琼货栈,它的原始意义也在于此。事实上,屈大均《广州竹枝词》所描述的是“官商”们用洋船装载广东特产“五丝八丝广缎”驶向外洋出口,而不是洋行进口洋货的情况。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屈诗中的“十三行”不是作为清代外贸机构的十三行。
  后来由于粤海关设立,准许洋商进口洋货,由于十三行濒临江边,便于卸货,清政府也就在这里设立洋行,这样,十三行也就变成了清代洋行的名称,到了鸦片战争以后,香港开埠,洋行又陆续迁到香港。此地为钱银业取代、在解放前,十三行又成了银钱业的代名词。
  综上所述、《新考》认为十三行得名于明代琼州十三个州县在广州设立的十三个琼货栈。清康熙年间,清政府在这里设立洋行,开展对外贸易,使十三行成了洋行的名称。在十三行存在的几百年间,洋行只不过是其中一个短短的时期。围绕十三行的由来,上述几家各抒已见,并能自圆其说,目前尚很难说谁家之言更接近事实。谁能最终解开十三行何以得名这个谜呢?
  (林华轩)

  南方日报6月13日GC04版讯
没有十三行,就没有广州“千年商都”的美称。广州近古史与中国各大城市相区别的,也是唯一的亮点,便是“一口通商”长达85年的十三行。十三行及其历史,无疑能为广州的金融文化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广州乃至广东的市场经济本位是商业,其中包括金融服务业,因此十分有必要挖掘历史、做大做强金融业。

引领风骚的金融运作

  珠江水轻拍岸边,千帆竞渡,洋货如山,岸上则是一字排开的西式建筑,各国彩旗飞扬。清朝的“一口通商”,成就了十三行的“金山珠海,天子南库”,孕育了名扬天下的富贵与繁华。

  伍秉鉴逝世后,其子伍崇曜继承家业,继续与旗昌洋行合伙做大规模的投资。他从其父通过巴林洋行在美国铁路和其他项目的投资中,收到定期的效益。1858—1879年间,伍氏家族大约收到了125万多美元的红利。在1878—1891年间,该家族的代表每年从此项基金得息39000美元—45000美元之间。

  保管银元、融通借贷、投资铁路、购买债券……富可敌国、长袖善舞的行商们,不局限在传统的货物买卖上,而以其开创性的实践,直接“导演”了广州现代金融的萌芽。

  潘振承是为数不多曾经亲自到欧洲贸易的十三行商人。据杨宏烈介绍,早在1753年,潘振承已经与东印度公司发生贸易往来,在18世纪70年代开始投资于瑞典东印度公司。作为经常参与国际商圈活动的行商,潘振承更是第一个接受外国汇票以作支付手段的,这足足比汇票在华普遍使用早了五十年。

  当时,中国采用银本位制,外国须用银元来购物,每年都有几百万、上千万银元流入中国。“外国商人到中国经商,没用完,走的时候就保存在相熟的行商那里。比如,法国大班回国,就把大笔的银元留存在谭康官及其合伙人陈芳官处,留待以后来了再用。”谭元亨说,慢慢地,就不再是单纯的保管,有需要的行商会对银两进行借用,并会支付利息。

  风云散去,今日的十三行已面目全非。人们也期望,十三行在金融方面的威水史,能够随着广州打造金融中心的步伐进一步挖掘、传承。

行商们的借贷与投资

永利皇宫会员注册登录,  ——广东省政府参事、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十三行谭家后人谭元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