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庆卿》:开掘民族戏曲的现代感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近日,政论体话剧《寻找李大钊》与观众见面并带来全新的审美感受,也为观众进行了一次深刻的灵魂洗礼。该剧通过对李大钊在民族危难时刻响应时代召唤、不辱历史使命的典型事迹的描述,以后现代主义的时空自由流转、场景适时转换的艺术手法,恰如其分地穿插一些反映当下反腐题材电视连续剧的情节,不仅使观众感受到了革命先驱李大钊坚定不移的信仰、忠贞不屈的品格、英勇献身的精神,更让观众感受到这种信仰、这种品格、这种精神在当今共产党人身上的继承和延伸,也就是说革命先烈们为挽救国家危亡、实现民族复兴那种铁肩担道义、甘洒热血写春秋的豪迈精神正在当代人身上发扬光大。那么,《寻找李大钊》到底要从李大钊精神中找到什么?

铁肩担道义

  而当完成了由喜转悲的重要场面展示,第九场《壮别》中荆轲的“呼唤高人”,则是全剧穿透人生表象、观照人生的一次拷问与探寻,成为全剧的情感高潮,既是剧中人物一直激动不安的内心世界的一次全面展示和爆发,更是荆轲走向自我反思和觉悟的顶点。因此,在易水边的送别场面,导演借助戏曲的节奏感、仪式队列等,调动所有的舞台表现手段叠加和递进,营造出颇具先秦气势的悲剧意境。当众人退到舞台后方,空空的斜台上,也考验着演出者内在的艺术才能。荆轲在这生死的边缘,在众人“杀、杀、杀……”的敦促声中黯然凝神的短暂停留,借由停顿的力量,观众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挣扎与无奈:赴死前对生的一丝留恋、对燕姬的愧疚、对自我的反思以及为时已晚的觉悟等,都促使荆轲重新反思和审视自己的所作所为,探讨自身的意义与价值——为了逃离凡夫俗子的人生境遇而付出尊严、情感、生命乃至灵魂的代价,是否太高?完美的人生境界又是否能够实现?……因此,“这一个”荆轲不仅有着“肉”的贪恋,还兼有“灵”的觉醒。而舞台上荆轲从追求声名到拷问自身的反思和转变、其内心激烈的自我挣扎,映射出的却都是现代人内心深处的思考与困惑。这,无疑也是全剧与当代观众精神世界的契合点。不过,在这种寻求对于人物、作品精神深度的开掘和提升全剧精神高度的过程中,凝结着作者思想的精华,但作为“荆轲”这个人物,其实已不能完全承载作者的思想。因此,此时当剧作的内涵和思想都被准确传达出来的同时,剧场性有所减弱。然而,导演对于舞台时间空间的独特处理以及运用演员形体的韵律感乃至对于仪式和造型的突出等,可算是最大限度地弥合着二者之间的裂痕。

寻找李大钊精神的历史轨迹

宫晓东认为,《寻找李大钊》绝不是一部“奉命之作”,而是作家探求人生使命之作,这种使命不仅仅是作者的,也是整个创作集体的,这部戏体现了一种为使命追寻的人生状态。“在这部戏里确实要昭示李大钊的‘斗争’传统,对‘忘却’进行斗争,对‘麻木’进行斗争,对‘曲解’进行斗争,对‘背叛’进行斗争。如果为了‘平安’而消减这种‘战斗’精神,就是愧对李大钊。”宫晓东说,“这种斗争对今天具有建设性,并不会因为这种斗争而引起对今天社会的负思考。这部戏要让李大钊的魂灵笼罩在他为之牺牲的这块土地上。”

  日前,由莫言编剧、任鸣导演的北京人艺的原创剧目《我们的荆轲》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再度上演。全剧融会传统与现代,借古讽今、内悲外喜的深层表达以及勇于解剖自己的反思和批判精神,连同其汲取传统戏曲养分的同时又恰到好处地有所创新和丰富的舞台语汇,把严肃的主题蕴涵在了诙谐的表演、流畅的节奏与简约内敛的舞台之中。尤为难得的是,导演敢于不借助过去的有效手段、不追求外在形式的新颖和花哨,抓住戏剧艺术的本质特点创造舞台形象、开掘戏剧场面,充分运用重复、对比、反差等手法,用丰富、独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并通过运用各种舞台手段,创造出立体的舞台形象,彰显剧作的文学性,张弛有致地将剧作的思想情感传递给观众并引发思考,都昭示着突出话剧内在民族性、促进话剧民族化的不懈努力。

政论体话剧《寻找李大钊》剧照

“我们应当学习李大钊同志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伟大的人格品质,为国家独立、为民族解放、为革命斗争勇于奉献,不怕牺牲的精神。”孟冰说,“一部戏剧作品的创作与演出应该是创作者和制作者多年思考的积累呈现,是一次思想力量的爆发。我怀着对李大钊同志的崇敬心情,认真拜读了他的文章、他的故事,以及与他相关的珍贵资料。他的革命精神让我感动,感慨很多。”

  因而,表面的“空”台上,实际的设置并不简单:一个斜的平台加一个转台和一个长平台,它们的斜置、平放、运动、侧放或旋转,再加上随时可以从天而降的各种软景,令写意的虚景不仅能够自由地穿梭“古(戏剧时空)今(剧场时空)”,利于剧作主旨的表达乃至扭结起外部环境与人物的内心空间,而且能够以虚击实,充分发挥出戏剧本身的潜力。而对于戏剧场面的开掘和呈现,导演则是以多层面、多角度地运用舞台语汇,调动一切手段进行揭示和渲染,在演出中有条不紊地建立起了一种形象、立体的叙事方式,并将之从视觉的震撼化为了一种深入思想的冲击力,增强了全剧的整体舞台效果。如表现狗屠和秦舞阳在配合高渐离讲解刺客图一段,在转台上的长形平台自然而然地就转化成了一个戏中戏的舞台,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力。二人那种“动漫式”地图解历代刺客故事的夸张表演,对于调侃和揭示众侠士声名之下的那种可笑的本质,则具有点晴的作用。正是对于“笑点”的把握和控制的恰到好处,使之不但在轻松好看的场面中完成了对于严肃主题的展示,还能在笑声中引发观众的反思。此外,与之同步的几幅具有秦汉画像砖般古拙感觉的巨大的刺客图一张一张从天幕垂降,令三者的叠加彻底打破了写实原则,不仅增加了演出的整体气势,而且历史的纵深感和沉重感也令整个场面瞬间就“活”了起来,可谓多方位、立体化地造就了一个悲喜交融的场面。

寻找李大钊精神的时代担当

200多位演员,600多套服装,奠定了《寻找李大钊》的宏大规模,“纪念碑叙事”的舞美风格更为全剧增添了恢弘的气势。总政话剧团著名演员魏积安,则在剧中一人分饰李大钊、反贪局长和扮演李大钊的演员三个角色,这也是他继舞台上塑造毛泽东之后的又一重量级的角色,而剧中一个重要的思想层面正是对现代社会信仰缺失和腐败现象的深刻反思。

  总之,全剧完整、流畅地运用多种舞台表现元素,以它空灵的舞台表现、虚实相生的时间空间,强化了剧作的诗意,令全剧弥漫着一种收放自如的气韵;舞台处理的细致而又不见雕琢,展示出导演驾驭“空”的能力。尤其是在另辟蹊径、求新求异、展示自我成为一些人创作根本目的的当下,能够始终忠于戏剧本质、不靠过于外在和激烈的舞台技术和手段来博取观众喝彩的创作者们,更值得我们尊敬。当然,不创新满足不了观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但是,完全脱离传统,又将失去民众固有的、认同的欣赏基础。只有秉承先继承后创新的原则,在继承之后发展、在坚守中超越,充分发挥、开掘出民族戏剧传统中的现代感,才有可能创作出真正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戏剧作品。如今,一些优秀的话剧作品不再只满足于运用中国戏曲艺术之“形”,而日益注重于其内在的韵味和节奏,适当采用戏曲的线性结构方式而又重新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现代意识并加以变化和创新——这是《我们的荆轲》给人的启示。

——政论体话剧《寻找李大钊》的思想内涵

图片 1

《我们的荆轲》剧照

剧作通过对李大钊生平事迹的描述,对李大钊坚定的革命信念、不屈的献身精神、视死如归的豪迈情怀进行了现代性解读,这种解读超越了以往一些版本对革命先烈李大钊形象的诠释,它从一个普通人身上,从一个自幼倍受具有“光宗耀祖”传统思想的祖父呵护的“憨头”身上,揭示了一个革命者在经历了最初的犹豫与困惑的炼狱之后,如何成长为一个坚毅与伟大的政党先驱的心路历程。这里就涉及到一部艺术作品如何塑造历史人物的问题。历史人物在历史上无论产生多大的影响,对历史的发展具有多大的推动作用,他首先是人,有普通人的行为和情感,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用更为广阔的视野和超拔的高度去对待他身处的生存环境和现实选择,同时又能以积极乐观的态度践行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话剧《寻找李大钊》就塑造了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由此使剧作的思想性得以深化。

在孟冰看来,塑造李大钊的形象应该着力于他的思想,思想就是形象。“抓住他的思想轨迹,展示他的成熟,并着重在精神、理想、信念上对应当今社会,最后将主题引至‘铁肩担道义’上。我感触最深的是当今人们对革命理想信念的缺失,这个缺失跟李大钊那个时期有着本质的不同。那时人们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的封建帝王专制下,思想和意识都处于封建保守状态。因为不知道马列主义,更谈不上坚定马列主义信念的问题。”孟冰说,“所以,李大钊同志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他第一个向国人传播了马列主义,并舍身捍卫,以此来证明他对马列主义信仰的坚定不移。也正是有了像他一样的千百万共产党员的前仆后继,中国共产党才有了今天。现在的缺失则是有的共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对党的信仰陌生了,形神两层皮,这是很可怕的现象,它比不信者、甚至比敌人更可怕。”

图片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