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禁海与开海之争

122. 隆庆开海

122. 隆庆开海

隆庆元年(1567年),隆庆皇帝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海”,也称“隆庆开关”。明初“倭寇之患”开端,明太祖朱元璋出于政治、经济,特别是海防的需要,禁止私人出洋从事海外贸易,称为海禁。海外贸易以朝贡贸易方式进行。成化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白银需求激增,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不可阻挡,海禁阻碍了中国对外商品交流和国内工商业的发展,故东南沿海地方官员主张开放海禁。嘉靖末年,平息了倭患之后,隆庆批准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的建议,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放海禁。虽然开放有限,仍不准与日本贸易,但是标志着民间海外贸易合法化,由此晚明民间私人海外贸易逐步占据海外贸易的主导地位。此时葡萄牙人东来,明朝在澳门开埠,引进外商经营海外贸易合法化。生丝、丝绸、丝织品、瓷器等远销海外,换取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内容摘要:即使在海禁时期,民间海外贸易的孔道也从未被完全堵塞。1593)明廷因日本侵略朝鲜而实行短暂海禁外,开海政策持续五十余年,不仅在明后期福建社会经济发展及对外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是对沿用两百年之久的海禁政策的否定,推动了海外贸易发展。陈尚胜、晁中辰、王日根等人则认为,仅开放月港一口,允许漳、泉二地商民出海贸易,且不准外国商人入境通商,无论从开放范围还是通商制度来看,都具有极大局限性,以局部地区开放来换取全国绝大部分沿海地区的海禁,造成了不平等的海外贸易环境,导致走私贸易再度兴起。然而,有明一代,开海呼声从未停止,并在隆庆初年得以实现,民间海洋力量在艰难曲折中顽强发展,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改变着官方固有的保守海洋观念,中华民族的海洋基因在海禁政策的包围和挤压下得以保存延续。

本文作者为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黄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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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微了解明史的人应该都知道,在明代初期海禁政策严厉,“太祖定制,片板不许下海”。这样的海禁政策一直到隆庆皇帝即位后,才正式解除。而解除明代海禁政策的代表事件,就是“隆庆开关”。关于隆庆开关,明代文人张燮在《东西洋考》中记载:“隆庆元年,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盖东洋若吕宋、苏禄诸国,西洋若交趾、占城、暹罗诸国,皆我羁縻外臣,无侵叛,而特严禁贩倭奴者,比于通番接济之例。”结合相关史料,可以知道,隆庆元年,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上书明穆宗,请开海禁,在考虑后,明穆宗开放了福建漳州的月港一处口岸,私人的海外贸易也自此获得了合法的地位,沿海贸易迅速兴起。这样一项打破海禁政策的举措,对明代、也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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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代海洋政策研究中,禁海与开海是贯穿始终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海禁一直被认为是明代海疆经略的主线,闭关自守也通常成为其负面评价的代名词。然而,有明一代,关于禁海与开海的论争从未停止,海洋政策一直在时禁时开、时张时弛之间往复。即使在海禁时期,民间海外贸易的孔道也从未被完全堵塞。

隆庆皇帝,明穆宗朱载垕

  嘉靖年间开放海禁之议

首先,隆庆开关最明显的影响就是打破了严厉的海禁政策,促进了海外贸易,特别是私人贸易的发展。张燮在《东西洋考》对当时月港的商船有这样的记载:“大者,广可三丈五、六尺,长十余丈;小者,广二丈,长约七、八丈。”可见当时进行贸易的货物之多。同时,由于海外贸易利润巨大,除了一般的私商,当时的官员也加入其中,从中牟利。掌管月港税收的税监高寀就是典型的代表。

  明朝建立之初,即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明太祖多次颁布禁海令,严禁濒海军民“交通外番,私易货物”。明成祖即位后,沿袭海禁政策,并奉为祖宗法度。此后,明廷三令五申,禁止人民私自出海贸易。然而,屡禁不止,民间开海呼声与违禁出海行为从未间断。嘉靖二年(1523)宁波争贡之役与二十八年走马溪事件发生后,海上走私贸易愈禁愈盛,尤其是自嘉靖三十一年起,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倭患。时人认识到,要消除倭患,保卫海疆安全,最好的办法是疏而非堵。闽、浙、粤三省官员不断上奏,请宽海禁,与主张严禁的官员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开海与禁海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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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愈演愈烈的走私行为和海盗活动,禁海派认为,应该重拾祖宗成宪,将海禁条例法律化,严禁对外交通,加强沿海军事布防,以抵御倭寇、海盗。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使主张厉行海禁的官僚得到了口实,兵科给事中夏言坚决认为“祸起于市舶”,奏请立即关闭宁波市舶司,断绝日本朝贡渠道。刑科给事中王希文也把倭患归因于番舶贸易,反对重开市舶。郑晓、林富等人则指出,应当罢黜的是市舶太监而非市舶司,重开市舶与外通商,有助国利民之益。这一主张虽然得到一些沿海地方官的认同,但未被明廷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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