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城市风很大 | 一份纸质杂志的死

《反串》——如何过不“油腻”的人生

时间:2017年11月21日来源:作者:

  最近又兴起了一个热词——油腻。

  说起“油腻”,网友们可以有一万种不同的表述与注解,予以这个词语更具嘲讽的意味,斤斤计较,庸俗,从众,懒散,自大,不自知……仿佛无数标签被无限放大后,集中在了一个群体之上。

  与其说这是对某一类群体突如其来的无情指摘与标签,倒不如说,这是时代赋予人的一种自我审视与反省。当没有饥馑灾厄逼迫我们探寻内心深处的向往,我们当如何保持君子的“慎独”,拒绝种种屡遭调侃的“油腻”表现,活得更为豁达,风度翩翩,这或许是不少现代人的一大人生命题。

  《反串》当中,便有着这样的对照与思考。

  脱下戏服,他们是三个生存在迷茫中的演员;穿起戏服,便要体会他人的人生,代入到几十年前的民国时期,怀揣心里的小九九,演绎他人的悲壮。

  这样的反差,免不了笑料百出。

  比起那个年代不少文人的理想主义,现如今的我们不得已地变得更现实了一些,“遗世而独立”的境界或许只能成为一种期许,然而,在现实与理想的夹缝间,努力让自己不那么事故,或许还是有可能的。

  现在我们反观《反串》中先生的原型张元济,肯定不会令其与“油腻”沾边——哪怕以不修边幅著称的刘文典,孤僻毒舌的鲁迅,后世也会抱以相当程度的宽容,以“大师范儿”称呼他们。

  因为那是一群有理想,有责任,有担当的文人。

  以张元济为例,或许他的名气不如与其颇有渊源的蔡元培、茅盾等大家,然而论起贡献,张老却也着实不遑多让。

  他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出版、收藏事业,是商务印书馆从小作坊走向大出版社的奠基人,他曾主持编辑了中国第一套新编教科书,将大量古籍整理集中影印出版——在旁人的眼里,这样一个貌不惊人的老朽却有着出乎意表的杰出贡献。

  如果说什么能够阻挡“油腻”——或许不是学历,不是年纪,只有当我们将更多的精力专注于事业与理想中时,所谓的“腹有诗书气自华”方才有所展现。在《反串》中,我们通过他人的反串,体悟出一点人生的道理,何尝不也是一种升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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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国的出版家群体中,章锡琛和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中华书局陆费逵,都是浙江人。从地图上看,张元济的祖籍浙江海盐,陆费逵的祖籍浙江桐乡,和章锡琛的家乡绍兴,相距不远,可以连成一个三角形。就是这个三角形区域,为近代中国文化,尤其是近代中国出版业贡献了众多的领军人物。这三位,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CA杂志第七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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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以此文纪念我在上海的第一份工作,纪念我的杂志。*

张元济在这三个浙江人中,最为年长,分别长陆费逵19岁,长章锡琛22岁,既是长辈,也是同业前辈。这三位出身浙江从事出版的代表人物,在早年求学时期的经历,颇有一些相似处:

杨扬先生在谈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学,听上去却像是商务印书馆的发家史,一部文化烘托起的生意经。我奋笔疾书记下他说的话,想到了我和老板DC的失败,一家出版社和数份杂志的死。

首先,三人的求学经历都非常复杂,都曾辗转多地。由于父亲任职的原因,张元济先在广东广州,后在浙江海盐接受教育;和张元济一样,陆费逵也是由于父亲游幕各地的原因,先后辗转陕西汉中、江西南昌、湖北武昌等地求学。两人求学之苦,更甚于章锡琛只是在绍兴一地奔波。

2012年,我从DC的手里接过英文版《Computer
Arts》的版权,他非常慎重地问我:“你觉得自己承担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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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我试试。”

他们的求学经历辗转复杂,是时代的原因。三人均出生于清代,求学经历集中在清朝统治时期。而清代的青少年,真正读书受教育的场所,一般都在地方或私人所办的私塾里。这种私塾教学,方式灵活,时间不限,由浅入深,学习优秀者可参加科举考试,稍差些也能得到文化启蒙,获得起码的文化知识,且收费不高,很受民间欢迎。于是私塾成为民间受教育的一种主要形式,因此清代私塾发达,遍布城乡。上述三人中,张元济正是属于私塾中学习优秀者,得以参加科举考试;陆费逵和章锡琛则由于废除科举的时代原因,未能走上科举仕途,但也从私塾中得到了文化启蒙,获得了起码的文化知识,打下了一生的学业基础。

“试试不行,必须成功。”

其次,三人的早年求学都是以苦读和自修为主。张元济7岁入私塾,“发愤读书,没有书房,小阁楼则是他苦读之处,不论寒暑,几册书籍,青灯孤影,伴随他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在学业方面,陆费逵曾被认为是“自己挣扎的模范”。陆费逵的求学生涯,“幼时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师教一年半”,“一生只付过十二元的学费”,其余时间全靠自修,并且一生自学不已,由此成才。

世上哪来必须成功的道理?

张元济求学的时候,科举还是正途。所以张元济的自学内容,自然是四书五经和科举八股文章。和陆费逵、章锡琛一样,张元济少时家里并不富裕,一度到了母亲给人家做针线活补贴家用的地步,所以寒窗苦读是三个人在求学时共有的经历。所不同的是,陆费逵、章锡琛二人并未走向科举,张元济则由寒门学子成为天子门生,考中壬辰科会试第二甲第24名,后被授予刑部贵州司主事的职务,当了京官。

所以我的说法还是,尽力。

由于年龄相近,陆费逵自修的课程则和章锡琛差不多,“我自订课程每日读古文、看新书各二小时,史地各一小时,并作笔记、阅日报(先阅《字林》、《沪报》或《申报》,后阅《中外日报》)”,后又学习日文。

2012年十月的多个凌晨,DC和我一起守在印刷厂,他说:“你得记得这个时刻,这是你的第一本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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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

第三,三人进入出版业之前,都曾在教育业任职。章锡琛是18岁开始办私塾和“育德学堂”,后来弃山会师范学堂附属小学教师之职不就,而在上海加入出版业的;陆费逵则是17岁开始在南昌与友人一起,办起了小学“正蒙学堂”,自任堂长并兼教学工作,18岁则到武昌当上了私塾教师。和陆费逵、章锡琛一样,张元济进入出版业之前,也是在从事教育业,在南洋公学任职。

我心里并没有这样想,但看着自己制作的杂志从机器里“哗哗哗”印出,较过真的每一个字,看色台上每一点墨量的变化,都变成了实打实的存在,心里既感动又高兴。

而这三个人后来的出版业职业经历则一再证明:从事出版业的人,如果有一段教育业的一线任职经历,更有利于他们从事出版工作,更有利于他们策划切合教育实际的图书产品。这个规律,可能在今天,仍然适用。

七千份。我觉得自己办的是全中国最好的设计杂志。

第四,三人均是商务印书馆的同事,只不过张一直是商务印书馆的舵手,是另外两人的上级领导,陆费逵、章锡琛则为商务印书馆的两大著名“叛将”。当然,陆费逵是主动叛逃而创办中华书局,章锡琛则是被动接受,被逼无奈而创办开明书店的。两大著名“叛将”的表现也还都不坏,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在他们的手中,很是争气,都曾经达到了和老东家、出版业老大商务印书馆并肩甚至叫板的高度。

“报刊和印刷术的结合使广告得以出现。从报刊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决定了,它的功能就是刊登广告。”我从过去抬起头来,听到杨先生如是讲。两年前,若是听到这样的话,我不知要嗤几下鼻子,然后合上笔记本,不听就是了。但现在我很想听他讲下去,听他讲《泰晤士报》作为广告载体的诞生,《申报》最初怎样用小说来吸引人们看广告,以及所有跟理想无关又密切相关的一切。

从以上看,三位浙江出版人,他们自己早年的求学之路十分艰辛。所以,他们在亲身经历之余,都曾立志要改善当时中国教育的落后现状,“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好让后来人不再为读书和教育所苦。果然,后来这三位均在各自的出版事业中涉足教科书出版,而且各放异彩地为民国教育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一结果,恐怕与他们早年求学的艰辛经历不无关系。

杨老师很有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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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多对。

[以上内容选自《中国出版家·章锡琛》(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章雪峰著,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第1版。]